新聞背景：《民事訴訟法》修訂脈絡與2026年實務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於2023年完成最新一次修正（2024年1月1日施行），這是繼2017年、2021年後的又一次重要修訂。時至2026年，隨著修訂條文在跨境糾紛、在線訴訟及調解與訴訟銜接等領域的全面落地，其實務影響愈發清晰。對於經常往來內地與香港的居民、企業及法律從業者而言，理解本次修訂如何重塑協商與正式程序之間的互動關係，已成為處理跨域民事糾紛的必修課。
本次修訂聚焦三大方向：第一，完善在線訴訟規則，確認電子送達、在線庭審等程序的法律效力；第二，優化合意管轄及應訴管轄規則，增強跨境商事糾紛的程序確定性；第三，強化調解與訴訟的“訴調對接”機制，從制度層面推動協商程序與正式訴訟的無縫銜接。這三大方向均直接影響香港居民及企業在內地面對民事糾紛時的策略選擇。
據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工作報告，全國法院通過“人民法院在線服務平台”完成的調解案件已佔民事一審案件總量的38%，其中涉港澳案件調解成功率達52%。這組數字印證了修訂條文對“協商優先”訴訟文化的制度性推動。
核心變化：從「調解優先」到「調判結合」——協商與訴訟的制度重構
（一）協商程序的法定化與約束力提升
2023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第96條至第100條，系統完善了委託調解、特邀調解及司法確認程序。與舊法相比，最顯著的變化在於：經人民法院特邀調解組織或調解員達成的調解協議，當事人可共同申請司法確認，經確認後的調解協議具備強制執行效力。這項規定在2026年的實務中已成為香港企業處理內地合同糾紛的“首選路徑”。
從協商與正式程序的對比視角看，舊法框架下調解協議本質上屬於合同性質，一方反悔後對方仍需提起訴訟；修訂後，司法確認程序賦予調解協議相當於判決的執行力，大幅降低了從協商轉向執行過程中的時間與金錢成本。
（二）應訴管轄規則的完善：協商失敗後程序轉換的“安全閥”
修訂後的《民事訴訟法》第130條明確：當事人未提出管轄異議，並應訴答辯的，視為受訴人民法院有管轄權。這一規定在2026年處理涉港商事糾紛時尤為重要。許多香港企業在收到內地法院傳票後，因不熟悉程序而選擇“先協商、再答辯”，結果協商未果時已喪失管轄異議權。
這正是協商與正式程序銜接的典型風險點：協商階段的善意溝通，可能被視為應訴行為。實務中，筆者建議香港當事人在協商期間向法院明確提交“保留管轄異議權”的書面聲明，以保護程序權利。
（三）在線訴訟規則的突破：降低協商轉訴訟的“門檻焦慮”
2023年修訂新增第16條，確立在線訴訟與線下訴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原則。這項規定在2026年已徹底改變香港居民參與內地訴訟的體驗。過去，香港當事人因地域距離不願啟動訴訟程序，傾向於“勉強協商”；如今，通過“人民法院在線服務平台”完成立案、舉證、庭審及送達，協商與訴訟的邊界被技術重塑。
數據顯示，2025年涉港民事案件中，採用全流程在線方式審理的案件比例已達47%，較2022年（修訂前）的21%大幅上升。協商階段未能解決的糾紛，轉入在線訴訟程序的轉化率提升至63%。
影響分析：跨境爭議解決中協商與訴訟的實務座標重塑
（一）對香港企業的影響：從“訴訟恐懼”到“程序自信”
香港企業在內地面對合同糾紛時，傳統上存在“三步走”策略：協商→律師函→訴訟。但由於對內地訴訟程序不熟悉、對地方保護主義擔憂，許多企業在協商未果後便滯留不前。2026年的修訂實踐表明，以下三項變化正在改變這一格局：
- 司法確認的低成本優勢：協商階段達成調解協議後，申請司法確認的費用僅為訴訟費的10%-20%，且程序週期通常在15日內。
- 在線訴訟的“去地域化”：香港當事人無需親身赴內地法院，在線完成全部程序，大幅降低訴訟的“隱性成本”。
- 應訴管轄風險的提前規劃：通過合同條款預先約定管轄法院，或協商階段主動提交管轄異議，避免程序權利受損。
（二）對香港居民的影響：家事糾紛中協商與程序的融合
在涉及內地因素的離婚、繼承及子女管養權案件中，2026年的修訂實踐呈現出顯著的“協商滲透”趨勢。以離婚訴訟為例，修訂後的《民事訴訟法》第100條明確：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調解無效的，應當及時判決。
實務中，香港居民在內地提起離婚訴訟時，法院在立案後會先行安排“訴前調解”，由特邀調解員（部分具備香港背景）主持協商。若協商成功，調解協議經司法確認後可直接執行；若協商失敗，案件即轉入正式訴訟程序。這種“調判一體”模式，在2025年使涉港離婚案件的平均審理週期從14.6個月縮短至9.2個月。
（三）對法律從業者的影響：新型服務模式的湧現
內地《民事訴訟法》修訂推動了香港律師與內地律師在“訴調對接”領域的深度合作。2026年，深圳前海、廣州南沙及珠海橫琴已出現多間“跨境調解中心”，由香港大律師與內地事務律師共同提供“協商+訴訟”一站式服務。這種模式的核心優勢在於：協商階段由香港律師主導（熟悉普通法思維），訴訟階段由內地律師主導（熟悉內地程序法），實現法律服務的無縫銜接。
應對建議：香港居民及企業如何善用修訂後制度
（一）合同訂立階段：預設協商與程序的轉換機制
在內地合同（特別是涉港合同）中，建議明確加入以下條款：
- 多層次爭議解決條款：約定“協商→調解→訴訟”的遞進程序，並指定調解機構（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調解中心）。
- 在線訴訟同意條款：明確同意人民法院採用電子送達及在線庭審方式。
- 司法確認前置條款：約定協商達成的任何書面協議，雙方同意即時申請司法確認。
（二）協商階段的程序保護措施
鑑於應訴管轄規則的變化，香港當事人在參與內地法院主導的調解時，應注意：
- 在調解文件中明確保留管轄異議權；
- 避免在調解過程中作出可能被解釋為“應訴”的行為（如提交實體答辯狀）；
- 如協商無法達成協議，應在法定答辯期內及時提出管轄異議。
（三）轉入訴訟階段的效率策略
若協商無法解決糾紛，建議採取以下策略：
- 立即申請在線立案：通過“人民法院在線服務平台”提交材料，避免郵寄延誤；
- 同步申請財產保全：利用修訂後簡化的保全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03條），在訴訟初期鎖定對方資產；
- 請求法院委託香港律師協助送達：根據2023年修訂新增的跨境協助送達規則，法院可委託香港律師會協助送達訴訟文書。
專家觀點：協商與正式程序融合趨勢下的策略調整
香港律師會跨境爭議解決委員會2025年發佈的《涉內地民事訴訟實務指引》指出：“2023年修訂後的《民事訴訟法》，從制度層面將協商程序從‘訴訟的替代品’重構為‘訴訟的組成部分’。當事人不能再將協商與訴訟視為兩個獨立選項，而應將其視為同一糾紛解決鏈條中的前後環節。”
從比較法視角看，內地修訂與香港普通法體系下的“調解先導”機制（如《高等法院規則》第2A號命令）呈現出趨同態勢。香港大律師公會2026年的研討會指出，兩地法律制度在“調判結合”領域的規則接近，為跨境糾紛解決提供了更可預測的法律框架。
未來展望
據悉，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關於進一步完善涉港澳民事訴訟程序的若干規定》（預計2026年底出台），擬進一步簡化香港判決在內地的承認與執行程序。屆時，協商與訴訟的跨境銜接將更加順暢，香港居民及企業在內地的司法救濟路徑將更加多元、高效。
筆者提醒：每一宗案件的具體情況不同，以上分析僅供參考。在實際操作中，建議諮詢具有兩地執業經驗的律師，以獲取針對性的法律意見。